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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科研

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计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更是成为人们早已达成的共识。但事实上,会计的力量远不止于此。无论是微观主体的投资决策与契约安排、资本市场的股票交易与估值定价、还是宏观总体的经济预测与政策制定,以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相互学习,无一不体现着会计信息的基础功能与特有属性在不同场景下的运用与发挥。尤其是在大数据赋能的知识经济时代,对会计学科智慧与独特力量的足够重视与多维运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的高质发展与推动社会的快速进步。“会计越重要,经济越发展”是会计在经济建设中更为贴切的功能定位。

会计信息的微观估值与契约功能

投资活动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在投资项目的识别与筛选过程中,会计信息起着主导甚或决定性作用,这一过程体现的是会计信息“指引实体投资”的契约功能。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实情境中会计信息“指引实体投资”的效力往往会受到管理层代理动机以及公司财务状况的制约。基于资本逐利的经济规律,当公司盈利性较高时,管理层应该追加投资,执行增长期权;当公司盈利性较差时,管理层应该缩减投资,执行清算期权。但在委托代理契约安排下,不具有剩余索取权的管理层由于难以分享执行增长期权或清算期权所创造价值而容易发生目标偏离。一方面,管理层可能会通过偷懒、卸责等机会主义行为来追求私人收益从而错失有利投资机会,导致投资不足,损害增长期权价值;另一方面,在面对盈利性较差的投资项目时,管理层出于掌控资源、获取权力等自利动机也可能不会及时缩减投资项目,从而导致偏离会计信息的过度投资行为。此外,会计信息对投资活动的指引作用也依赖于公司本身的财务状况。如果由于融资约束而无法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那么即使公司面临好的投资项目,企业也难以捕获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以执行相应的增长期权。因此,设置有效的激励与监督机制、缓解公司融资约束,有助于提升会计信息的微观契约功能,改善会计信息对实体投资的指引能力。

与实体投资的项目识别相对应,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联合信息中介把会计信息传递到资本市场,投资者在金融中介的帮助下依据会计信息筛选投资标的、进行股票交易而将信息融入股价的过程体现的是会计信息的微观估值功能。股利贴现模型(DDM)基于股利刻画公司的权益价值,在DDM的基础上,剩余收益模型(RIM)将权益账面净值及预期剩余收益作为权益价值的解释变量,尽管剩余收益模型将估值的经济学意义开始向公司价值创造侧重,但并未体现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基于此,实物期权模型(ROM)在确定公司价值时,首次深入至公司权益价值与其实体经营之间的内在经济逻辑,最终发展出基于净资产收益率、资本投资、盈利变化、成长机会及折现率的估值模型。该模型从实体经营视角诠释资本市场的权益价值变动,通过会计信息资本市场效应与实体经济效应的纵向联动有机融合了契约功能与估值功能。契约功能与估值功能是微观会计信息的学科根本与重要内核。

会计信息的宏观估值与契约功能

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是否具有活力的基本体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的最重要指标,制定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经济良好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基于会计信息来预测宏观经济增长或制定经济政策实际上体现的是会计信息的宏观估值功能与宏观契约功能。需要说明的是,加总微观会计信息能够发挥会宏观估值功能的原因不只是微观利润是宏观GDP的重要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在于会计信息“权责发生制”的神来之笔与“管理层判断”的巧妙结合,即管理层通过其专业判断能够将宏观经济发展形势与行业盈利前景等前瞻性信息及时有效地融入企业的经营决策制定中,并借助“权责发生制”将这些私有信息反映在企业当期的会计信息中。因此,加总会计信息实则已蕴含了未来宏观经济增长方面的丰富信息,体现了管理层对未来经济的一致性预测,进而实现加总会计信息的宏观估值功能。

加总会计信息在政策制定中所体现的宏观契约功能源自直接和间接效应。其中,直接效应是由于部分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出台是由微观主体的经营表现所驱动,体现为政府的“亡羊补牢”。例如,政府发现微观主体当期加总的投资水平下降时,通过调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刺激实体投资等。所谓间接效应则依托于会计信息的宏观估值功能,具体而言,加总的微观会计信息能够预测未来宏观经济活动,而同时,这些预测的宏观经济数据又是政府制定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在间接效应下,加总会计信息一定程度上可让政府“未雨绸缪”以纠正、培育及补充市场机制,从而更好地体现制度本身的动态变迁与政府主动改革的内涵。“权责发生制”与“管理层判断”结合产生下的会计信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贡献了学科的鲜明智慧与独特力量。

政府市场的相互学习与大数据赋能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经济学理论命题,也是各国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事实上,市场和政府在获取和处理信息时各具优势,相比市场,政府在获取与处理经济总量信息时具有优势;相比政府,市场在感知企业微观信息时则更具优势。而这种宏微观信息的比较优势也恰恰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学习提供了基础与前提。那么,简政放权与反腐倡廉背景下,会计信息在促进政府与市场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又发挥着哪些突出作用?尤其是在时下大数据赋能的知识经济时代,其如何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基础功能及政府市场的相互学习?笔者认为,通过向市场及企业简政放权,有助于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市场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经营决策制定中更加充分地利用及体现来自市场层面的信息优势及专有知识。在这种情形下,微观会计信息也能更加充分地捕获与融合公司的财务行为,改善政府学习市场的微观信息基础。此外,反腐倡廉则通过强化国家治理一方面有助于抑制政府不当干预对市场效率的损害,同时也能缓解国家代理问题、提升宏观总量信息的披露质量,提高市场向政府的学习效应。

大数据通过增加信息供给方的源头与数量,对企业而言有助于提升会计信息指引实体投资的契约功能,对投资者而言则有利于强化会计信息“融入股票价格”的估值功能。立足于市场层面,信息活动发生于市场主体之间、贯穿于市场运行之中,大数据打开的是微观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交换与相互学习的通道。放眼于整个经济体,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基础力量,政府是调控经济运行的帮扶之手,大数据改善的是市场与政府之间信息连通与相互学习的效率,实现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优化。

长三角一体化的政策启示

长三角一体化已上升至国家战略,笔者基于前述会计信息的宏微观功能,针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出如下部分启示:首先,会计信息功能的有效发挥取决于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因而,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涤荡会计信息指引实体投资的源头活水。与此同时,通过加强激励和监督等多方治理可以提升会计信息指引实体投资的动力与能力。其次,第二,以“长三角一体化”整体规划为契机,打破地方保护以拓展会计信息指引实体投资的省域边界,优化营商环境以消除会计信息指引实体投资的制度壁垒。携手共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拓展会计信息的融资功能,释放会计信息指引投资的张力。再次,打破数据孤岛,借力技术变革,以完善长三角一体化的协同共进、提升微观运行的市场效率、强化宏观经济的预测准度和优化地方政府的区域治理。最后,通过打造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学习平台,提升相互之间的学习效应,塑造“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序社会“的示范格局。从多角度凸显经济发展中的会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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